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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是如何逃债的?(一)

<P style="TEXT-INDENT: 28pt; MARGIN: 0cm 0cm 0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class=MsoNormal>老百姓经常发牢骚:“请律师打官司没有用,赢了官司输了钱”。老百姓的语言总是一针见血,但是缺少理论和数据支撑。

那么,作为传说中的法律人,我们该如何用数据和理论来解读“请律师打官司没有用,赢了官司输了钱”这句话呢?

我总结了一下,无外乎一句话:强制执行工作无法克制老赖,执行案件结案率虽然高,但是实际执行率和执行到位率十分低下。

什么是执行结案率呢?

举个例子说,A公司欠B公司一笔货款,B公司将A公司诉至法院并胜诉,但是A公司仍然不还钱。B公司凭生效判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对申请进行了处理,不管执行到钱没有执行到钱,都算是结案了,结案率都可以上去。

可见,结案率根本衡量不出法院执行工作的成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据,我们深圳法院的结案率比较高,大概有90%以上。

什么是实际执行率呢?

实际执行率就是强制执行案件到底多少案件执行到了钱?

实际执行率把结案率中的无效执行扣除掉了,比如有些案件,根本没有执行到任何财产,只是程序上终结了本次执行,这样的案件可以把结案率提得很高,但是实际执行率却上不去。

总结:实际执行率可以部分衡量执行的效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咱们深圳的实际执行率大概只有70%

什么是到位率呢?

到位率就是指执行的到位度。

比如说欠100万元,强制执行只执行到了50万元,执行到位率就是50%。咱们深圳的执行到位率仅仅有50%

我来总结一下,咱们深圳老百姓打官司,胜诉后90%的人都申请了强制执行,其中有20%的案件一分钱都没有执行回来,有50%案件执行回来了全部钱款,还有30%的案件只是部分执行回了钱款。

上面的数字,就是我对“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法律解读。所谓“赢了官司输了钱”,用我们法律界的术语来讲,就是“执行难”。

由于执行难,老百姓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就干脆拿着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到市场上叫卖——“你看,我这个判决赢了100万元,但是我现在30万元卖给你了,你拿到判决想怎么要怎么要,多要回来的钱全是你的。”

卖判决书事件的出现,极大的损害了法院判决书的公信力,伤害着我们法律人的自尊心……

2016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用二到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实际上,“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这个提法是咱们深圳最先喊出来的!2011年,咱们深圳就制定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实施意见》,2016年,中国法学研究会和深圳律协又在北京合作举办了个论坛,对深圳的《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实施意见》进行了评估,随后又根据论坛的议题出了一本书,这本书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视野,然后才有了周强院长的承诺。

相对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提法,还有一个提法叫做“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为什么周强院长不承诺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呢?

不是不愿意提,而是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我个人认为,导致执行难的病根大致有五个,而这五个病根都是我们目前无法解决的,下面我就遂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大病根。

病根一:人力资源紧张。

近几年,执行案件的数量大概每年增长20%,但是执行法官的人数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导致人力资源紧张,执行案件积压。

2013年,全省的执行案件是24万件,14年是29万件,2015年就上涨到35万件。深圳市去年的执行案件是6.7万件,占广东省执行案件的六分之一,2016年上半年广东省的执行案件就达到了19万件,年底估计会达到40万件。

广东全省的执行人员是2600多人,其中执行法官是1300多人,平均一个法官一年结案200多件。珠三角的情况更严重,比如广州、深圳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一年结案500600宗,更有极端的,一年要结案700多宗。

总体来说,全省的执行工作压力很大,经常加班加点,象广州市,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地方,执行法官晚上加班,周末加班是常态。

病根二:立法工作滞后,执行工作无法可依。

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执行的法律,现有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最高院的批复、会议纪要等。一方面是规定少,不成体系,另一方面是规定与规定之间还可能会互相冲突,争议不断。

病根三:外部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

自从习大大上台一来,大力反腐,这一点目前情况比较好,基本上也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领导批条子了。

病根四:法院内部的执行腐败。

法院内部存在着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的现象,因为案件数量多,标的大,忙不过来,一个法官手下压了一百多个案件,放在柜子里边,从现实角度上讲,有人“打过招呼”的案件优先执行,执行力度大,没有“打招呼”的案件就推后执行甚至不执行,执行力度小。

病根五:被执行人缺乏偿债能力。

很多案件的被执行人是真穷,不是假穷,他就是没钱,确实无法执行。

例子1、富人是不会强劫的,抢劫犯大部都是从农村出来,家里生活比较清苦,或者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一文不名。如果这个穷人强劫致人死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他赔偿几十万,但是他家徒四壁,怎么赔得起呢?

例子2、李某作生意负债累累,收了张某的货后拒付货款,张某打官司赢了,但是李某的确还不起钱。

例子3、王某家里很穷,借款买了辆二手车拉货,出了交通事故撞死了人,自己本人也受了伤,需要钱去治病,此时即时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死者家属钱款,王某也赔偿不起。

我们发现,在交通事故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劳动争议的案件中,当事人确实赔不起钱的现象特别普遍。

病根六:暴力抗法。

前几年,我们每年都会碰到暴力抗法的事件,被执行人帖标语,围攻执行人员屡见不鲜。在大的执行案件中,还会发生殴打执行法官、焚烧执法车辆的行为。

所以,大的执行案件,法院都要预先设计一个执行方案,设立医疗组、宣传组、指挥中心,相应的这些配套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够采取措施。

深圳中院为了执行甚至购买了装甲车,这是全国,也是全世界第一辆法院装甲车,如果执行人员被被执行人围攻,可以躲进装甲车内固守待援,可见执行工作的压力有多大。

前一段时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咱们广东省司法系统开展“双清又战”活动。

所谓双清,是指清理执行积案,清理执行案款;所谓双战,是指向老赖宣战,向执行难宣战。目标是在201668月份,让全市的执行案件有一个大比例的下降。对于法院执行帐户里面还有各种存款,法院要尽快的清理,退还给当事人。

效果如何呢?

效果很一般,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导致执行难的六大病根决非一朝一日可以治愈,也决非司法界靠司法界一己之力可以克服,突击式的运动执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提法只能是一个幻想。

目前,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从基本上”解决执行难,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下目前老赖们常用的逃债方法,并制定相应的反制措施。

现在,我就把我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常见的逃避执行的具体方法给大家介介绍一下。

方法一:主体的隐匿。

就躲猫猫,法院去执行时,老赖躲起来了。法官明明知道老赖就在深圳,就电话通知他到法院解决问题,但是他却谎称出差了,打死也不到法院,不跟法官谈执行的问题,这种情况占执行案案件的13%

方法二:转移,转让、隐惹财产。

被执行人财产转移置他处隐藏,或者变卖财产,转移价款;也有搞假离婚的,把财产转移到配偶名下的,以前,法院遇到假离婚的,直接就追加配偶作为被执行人,或者连追加的程序都省了,直接去执行配偶的财产。

现在实务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夫妻在搞假离婚的时候,又合伙搞一张假的借条,声称欠张三或者李四多少钱,本来家庭共同财产不少,但是因为人为的制造了债务,共同财产变少了,另外一方就分不到多少财产了,间接地就逃避了执行。

对了反制这种逃债方式,法院内部有一个规定——对共同债务的认定要慎重,从操作层面上看,应该再进行一个审判程序,来认定是不是属于共同债务。

方法三:关联交易。

案例:子公司欠人家钱,并且也有能力归还欠款,但是子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把财产低价转让给母公司,故意将将产清空,就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了,这就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规避执行。

方法四:财产混同。

我在银行工作时,遇到过一个案例,A公司欠我们银行一笔贷款,但是它已经没有财产了,但是我们在进行清收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A公司的住址里同时住着一家B公司。

于是我们就查找了A公司和B公司近十年的工商登记,发现A公司和B公司近十年的公司住址都是一致的,对外投资和税收也是一致的,一言以概之,就是工商登记的各个方面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怀疑AB两家公司存在着财产混同现象。

在十年前,我国没有专门法条来规定财产混同现象,有的只是一一些公司法的理论,所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向上面汇报,经过各方面的角力,最后在起诉时把B公司也作为共同被告起诉了,最后人民法院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执行了B公司的财产。

方法五:假破产、假清算,消极年审,开立多头帐户。

我在银行工作时,搞过一个调研,发现被执行人通过这种方式规避执行的案件有非常多,有1000多件,但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真实的数字远远不是这个数。

方法六:滥用诉讼程序。

1)滥用执行救助程序。

我们知道,执行程序具有不可逆转性,比如说,一笔钱款执行错了,一旦转入申请人帐户,一会儿就没影儿了,即使后来发现执行错误了,钱也很难追回来。

为了避免上述情形的发生,2007年民事诉讼法对给了被执行人一些权利,对执行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来,提出来之后法院可以作裁定,对裁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具体说,就是执行行异议制度、复议制度,执行异议之诉等。

给被执行人救济权益本身没有借,但是任何规定都是双刃剑,这样规定也可以被被执行人利用,人为的拉长执行程序。

俗话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一个案件经过漫长的审判程序,好不容易到了执行阶段,法院当然应该尽快的执行,树立司法权威。但是实际情况是,被执行人往往会恶意利用执行求助程序,人为地把执行程序拉长。实践当中,有些被执行人特别变态,对每一个执行案件每一个阶段都提出异议、复议。

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立法对提出执行异议和复议居然没有设置任何门槛,连诉讼费用都不收,被执行人可以没有任何代价行使这些权利,所以,某些被执行人就不加节制的使用这个权利。

我们作过统计,被执行人行使了救助程序并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非常少,执行异议支持的大概不到30%,复议支持的不到20%,但是,滥用执行救济制度的确可以有效的拖延执行工作。

2)、滥用执行和解程序。

前几年,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的执行工作也深受影响,当时提出的口号尺是“在和解中执行,在执行中和解。”对执行的强制性强调不够。有些被执行人开始滥用执行和解程序,假意和执行人签订和解协议,签订完以后又不履行,以达到逃避执行的目的。

据统计,被执行人能够不打折扣的履行和解协议的只有40%左右,有30%的被执行人是先付一笔款,后面的就拖着不还,还有30%的被执行人在签完执行和解协议后就翻脸了,他根本就不想还款,搞执行和解只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

更令人头痛的时候,建设和谐社会的提法对审判工作也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案件在审判阶段法院已经作了调解,原告已经作了让步,到了执行阶段,法院又作工作让执行和解,原告又作了让步,债权不断的压缩,最后一分都没有了,实在接受不了。

3)、虚假诉讼,虚假仲裁。

案例:AB一大笔钱,   B打赢了官司,又查明A名下有一批货物,申请人民法院对该批货物进行拍卖执行。A为了逃避执行,就和C私下串通一气,由C到法院起一个虚假的诉讼,声称该批货物是C的,要求法院判决A将该批货物返还C,这时候A进法院特别配合,承认该批货物是C的,一方主张,一方承认,就构成自认,法院就不再其他取证了,再加上现在法院审案压力又大,碰到这种案件法官很开心,立即就会判下来。

这就是一个虚假诉讼,通过虚假诉讼,A把货物转移到了C处,B再去执行时,就没东西可以执行了。

虚假仲裁的操作程序和虚假诉讼的操作模式相同。

4)、滥用审判监督程序。

为了让执行程序慢下来,被执行人往往会对原来生效判决提出一个再审,如果再审程序被启动,原生效判决就会中止执行,只有等到再审程序完毕后,执行程序才可能恢复进行。

给大家讲一个特别令人屈辱的事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判决。

不承认的原因很多,比如中国司法腐败很严重,判决不公正等等。但是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程序上的原因,我们的判决在二审终审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再审程序,再审完了之后,还有人继续提出再审,没完没了的进行再审,谁受得了?所以,人家国外就不承认我们的判决,因为你司法太腐败,出来的判决不公平,人家给你执行了,结果发现原来的判决是个腐败判决,国内通过再审程序又把生效判决撤了,人家国外法院难道再给你执行回转来?国外很少出现腐败判决,所以人家也没有这个执行回转制度,给你执行不回来了,所以,为了避免成为中国司法腐败的帮凶,人家干脆不承认你的判决。

方法七:设立权利负担。

设立权利负担是一个高智商的规避执行的方法,在财产上设立一些权利,比如担保权、租赁权,承包经营权等等,打法律的擦边球来规避执行。

我们在办案中就经常碰到这种行为,好不容易查到一个房产,要进行拍卖了,这时候一个案外人寄过来一个异议书,说这个房屋已经租赁给他了,有个二十年的租赁合同,而且一次性收完了二十年的租金,如果是真实的,这个房屋拍卖时基本上是拍不出去了,因为买卖不破租赁,谁愿意买一个二十年以后才可以住进去的房子呢?

来源:马振杰律师13662566996      时间:2016/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