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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哪些事儿(下)

 

审讯哪些事儿(下)

                文:马振杰律师13662566996

严禁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口述,这是一个硬性规定。

举个例子说,法律规定拘传最长时限为12个小时。办案人员到了规定的时间即不把人放掉,也不改变强制措施,这就是非法拘禁行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口供必须排除掉,没有商量的余地。

用威胁的方法获得的口供也应该排除掉。

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某被告人从北京到成都贩卖毒品被拘捕,做了两次供述,第一次供述没有讯问笔录,只有不完整的录音录像片段;第二次的供述作了笔录,但是没有录音录像材料。

被告人法庭上陈述,公安人员对威胁我:“你儿子是不是在北京某小学读书啊?这个小学门口有一条大马路,车水马龙的,你好好交待吧!如果你不好好交待的话,我们可保证不了你儿子不出交通意外”。

后来,负责刑讯的全体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不讨论侦查人员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说如果,如果侦查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构不构成威胁?

这种话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直接针对人家近亲属去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描述,当然对人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强制作用。

如果换侦查人员换一种说法:“不好好交代,你就见不到你家里人了。”

这算不算一种威胁?

不算!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种表述,当然算不上威胁。

“不好好交待,见不到你家里人”,指的是如果不好好交代,就会被判刑,而且要判更长时间,当然就见不到家里人了。

我还遇到过一些贪污贿赂案件,被告人反映受到了侦查人员的威胁:

“你的很多的钱都是在家里面搜到的,你老婆也在旁边看着,也是一起参与者,你讲不讲?你不讲的话把你老婆也抓进来!”

这个算不算威胁?

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答,我没有答案,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但我个人认为,不漏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是我们国家办案的原则,以被告人供不供述作为抓不抓捕其家人的交易筹码,至少在表述上十分不妥当的。

对于用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究竟要不要排掉?

我们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我们举一个例子:

某大员涉嫌受贿,该大员慷慨陈词:“我受党培养多年,对党感情很深,我为人民服务……”

侦查人员顺着他的话问:“你受党培养多年。你知不知道党的思想路线是什么?”

大员道:“党章我都倒背如流,这个问题我如何不知道?我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时求是四个字!”

侦查人员说:“你敢不敢把这四个字写下来?”

大员平日附庸风雅,最爱题字,大吼一声:“拿纸笔来!”

侦查人员就给了他一张宣纸,一支毛笔,只见该大员抓起毛笔,浓浓地沾了墨水,意气风发地写道——实事求是!

侦查人员找到大员太太:“你家老头子说了,让你配合,好好交待!”

大员太太说:“我不信啊!”

侦查人员说:“你不信啊,你看这字都是写给你的,实事求是!”

大员太太一看:“是老头子的笔迹,写得狗挠门似的,叫我实事求是,那我就说吧。于是就一五一十的都说了。”

大家看,侦查人员用的是不是欺骗方法?

当然是,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非法的审讯方法,这不但是一个合法的讯问,而且是一个绝妙的讯问。

《人民的名义》里有一个桥段:

国企老总刘新建被隔离审查,他相信副国级老领导还会保他,始终拒不供述。

陆亦可奉命监视老领导的儿子赵瑞龙,苦于没有证据,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陆亦可临时给侦查人员侯亮平打电话,候亮平接电话时没有避开刘新建,故意大声说:

啊,你们已经把赵瑞龙抓住了?好!太好了,你们要好好的看管啊!把他这个顺利的带回来。”

陆亦可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这个侯局在忽悠谁呢?我没有说过抓了赵瑞龙啊!”。

但是刘新建“偷听”到了电话,他心里“格登”一下子,汗“唰”地就出来了——“老领导连他的儿子都保不住了,还能怎么能保护我呢?赵瑞荣都被抓走了!”

刘建新的心理防线垮掉了,竹桶倒豆子一般地交待了。

候亮平是不是欺骗刘新建了?

当然是欺骗了,但是这个方法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侦查人员如何判断欺骗的审讯手段合不合法呢?

建议侦查人员在使用欺骗方法审讯时扪心自问一下:“此等方法能否迫使被告人含冤作出有罪的供述?”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大胆的去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或者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

某甲、某乙为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关押在两个讯问室里,两波侦查人员分别对他们进行讯问。

某日,询问某甲的侦查人员兴致冲冲地拿着一摞材料跑到某乙的询问室里面,跟某乙的侦查人员交头接耳一番。

某甲的侦查人员离开后,询问某乙的侦杳人员对某乙说:

“你看,你的同伙已经交代了,笔录都在这里了,你赶快交待吧,你现在说还有坦白的机会,你再不说就晚了”。

某乙寻思:“某甲都已经交代了,我也交代算了,搏个态度吧”

这个讯问方法就是正确的。

换一种情形呢?稍微变一下。

同样的情景。某甲的侦查人员跑过来跟某乙的侦查人员交头接耳,把一份纸质材料放下就走了。

某乙的侦查人员说:“你交代吧,你的同伙已经交代了,你再不说就晚啦!”

某乙还是不交待,侦杳人员说:“你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啪”地就把有某甲签名的询问笔录摔桌子上给某乙看,某乙一看某甲的笔录,感觉同案犯都交代了,没办法就说吧。

实际上呢,这份笔录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想法伪造的,也伪造了某甲的签名。

这个讯问方法行不行?

不行!这个讯问方法违背了法定性和真实性原则。

如果侦查人员伪造证据、甚至伪造案件情节来欺骗某乙,某乙极有可能顺着侦查人员伪造的情节编一个故事反过来欺骗侦查人员,这样侦办的案件极有可能是冤假错案。

有朋友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貌似也是一种引诱啊!这样的提法是不是有悖于法理?”

广义上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一种引诱,有很多侦查人员会对犯罪嫌疑人作思想工作:

“你交待吧,你交代我就不关你,你就老实交代吧,你好好讲讲话,你这个罪也不重的,到时候我们会建议法院给你判缓刑。法院基本上也会尊重我们的建议”。

这样的思想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侦查人员思想工作的内容是有政策、法律依据的。

但是侦查人员作思想工作时不能胡说八道,对犯罪嫌疑人作虚假承诺,举个例子讲:

某被告人所犯罪刑量刑期间在判十年以上,侦查人员劝他:“你老实交待吧!你只要老实交待,我们会建议法院给你判缓刑,我们马上就给你办取保候审”。

侦查人员这种承诺就是不合法,不正常的询问,而纯粹是忽悠了,因为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本不符合缓刑的条件,也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

讯问也不能违背社会公德。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讯问场景,被告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马上要崩溃了,他说:

“给我一支烟”。

侦查人员递过去一支烟,被告人狠狠地抽了一口就开始交代。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侦查人员审讯的是吸毒人员,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快要突破了,吸毒人员说:

“给我一支毒品”。

侦查人员就递给他一包毒品,他美滋滋地抽了一会就开始交待了。

这行不行啊?

这肯定不行啊,吸毒是违法的,也违背社会公德的。

有一种供述,表面上完全符合取证的各种规定,但这种供述反倒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警惕。

某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有八次供述,前面两次口供没有录音录像,后面六次供述全程录音录像,没有打也没有骂,完全符合取证规则。

后来,被告人翻供说受到了刑讯逼供,经查,侦查人员在前面两次录口供时对被告人实施了暴力,但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后面六次供述全程录音录像,一点都没有打也没有骂。

法院认为后面六次供述,有全程录音录像作证,也没有打也没骂,所以予以采信。

法院的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如果前面两次是被刑讯逼供的,那么在同一个侦查阶段做的所有的口供全部都不要采信。

这也符合生活经验,只要被告人第一次第二次被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他就已经被打服了,你还要不要在后面的六次供述时再打他一顿?

根本不需要,被告人只要看到侦查人员,他按照原来的说法去说了,就算录音录像架在哪,他也还按原来的说法去说。

咱们深圳发生过一起毒品案件,当场抓获了被告人,从他的帽子里面搜到了十克毒品。当时被告人在挣扎,衣服也弄到地上了,侦查人员看到后,没有多想,捡起来扔到后备箱里,把车开回了派出所。

过了几天以后才发现不对,帽子里面才十克毒品。内线传来的消息是被告人要交易一百多克毒品的,怎么现在只有十多克?

经过回想,记得还有一件衣服在后备箱里,侦查人员就跑车库里把后备箱打开,取出衣服一搜,里面真的还藏有一百多克的毒品。

侦查人员拿着毒品兴冲冲地找被告人,要求被告人招供。被告人说:“毒品不是我的,衣服也不是我的”。

现在我问一个问题,这一百多克毒品可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一百克多毒品的来源不清楚,收集程序违反规定,没有相关的扣押手续,谁能证明这一百克毒品是被告人的呢?

这一百克毒品,要不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来调查?然后再排除掉?

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法庭应该直接不采用就行了,不把这100克作为定案依据。

如果是从非法获取的供述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如何处理呢?

比说前面讲的芹菜炒鱿鱼,案件线索来源是刑讯逼出来的口供,随后从尸体胃容物中检测出鱿鱼成分,这样的证据要不要排除,能不能采用?

我个人认为应当采信,胃溶物中的鱿鱼是客观证据,不管前面是否有刑讯,客观证据的真实性都不会改变,我们国家对客观证据的原则是“砍树取果”,不是“毒树之果不可食”。

我们经常一种情况,被告人向律师陈述:“我的供述是假的,我是被警察打着供述的。”

律师接着询问细节,被告人就讲不出来了,泛泛而谈,然后要求律师申请启动调查程序。

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被告人、辩护人提出来刑讯逼供的问题,就会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法官对是否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有自由裁量权,

所以,被告人要求律师提出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一定要有具体的线索和材料,要把事情讲清楚,在何时何地被打了?被谁打了?用什么器械打的?

当然,被告人大部分时间是讲不清楚的。

什么时间?在看守所都过糊涂了,被告人肯定也讲不清楚。但是他可以讲大致的时间,比如上午还是下午?在哪个询问室?打人的警察是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用的什么器械?被打成什么样子?

被告人提出这些具体的明确的线索就可以了,他不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没有义务举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也不可能有证据,人在里面关着,能拿到什么证据呢?

作为律师,我们要尽量帮助被告人搜集相关的材料,比如说伤情照片、体检记录、在看守所里面就诊的记录、讯问的录音录像等等,一定要有相应的线索和材料,才能够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

当然这个线索材料要求不能特别严格,如果要求严格,条件是很难满足的,被告人毕竟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律师本身的取证能力也很不足的,我们律师去取证,看守所根本不配合,谁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就这样。

有的律师去把讯问笔录调出来,试图证明刑讯逼供,这根本就没有用啊!询问笔录上面当然不会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我把被告人打了一顿”。询问笔录上面都是好好的,顶多有一点指纹加盖不清楚的情况,或者与录音录像不一致的情况,什么也说明不了。

西方国家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被告人在被讯问的时候,有权保持沉默。犯罪嫌疑人可以说请我的律师来,我的律师来了以后我再开口,所以西方国家很少有刑讯逼供的事儿发生。

但是我们国家没有规定沉默权,也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

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让询问的警察出庭说明情况有用吗?

实践证明,警察出庭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警察出庭根本无法查清是不是有非法取证的情况,有没有刑讯逼供,变相肉刑,警察出庭绝对不会说我对犯罪嫌疑人刑讯了,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警察不会承认他刑讯了,因为刑讯逼供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很反证警察说谎。

但是让警察出庭说明情况这个制度的设计却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按照这个制度的设计,警察要出庭说明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如果他在实施侦查行为的时候,考虑到将来他可能会站在法庭上面去来说明他的行为的合法性,会影响到他将来的升迁、考评,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制约作用。

还有一种证明方法,就是播放讯问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律师不是反映有刑讯逼供吗?警方把犯嫌供认的这一段录音录像播出来,是不是就证明了警方没有刑讯逼供?

我认为是不能证明的。

我认为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也有一个严格的制度,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从犯罪嫌疑人一进入讯问室以后就开始录,不能中断,一旦中断了,警方必须停止询问,同时向被询问人说明情况。然后等到器材恢复正常了,再向被询问人说明情况,让其签字确认。

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某段录音录像播到关键的时候没有啦,警方说是设备坏了,这很难认老百姓信服,鬼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把人打服故意把设备停了?

还有一种情况,警方先把犯罪嫌疑人从号子里提出来,早上八点钟把他提出来,先“教育”,“教育”到十一点钟,“教育”好了开始录。从上午十一点钟录到下午两点钟,一点也不中断,犯罪嫌疑人交待得很彻底。

这种录音录像的方法也不对,你应该从提人开始就录,八点钟到号子里提人,八点就开始录,不要把八点到十一点钟这一段掐了,掐了就不对。

作完了录音录像要一式两份,一份随卷移送,一份交看守所封存保管,一旦有争义,两份对照。

为什么封存保管?

防止后期制作过程中有人作弊。

现在的规定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职务犯罪案件都要作到全程录音录像,其他的案件还没有做到全程录音录像。

为什么不能够所有的案件都全程录音录像?

还是司法资源的问题,对于发达的地区来讲,可能不是因为没有财力,象咱们深圳,办案经费是够的,问题在于案件量太大,有时候一个聚众斗殴案抓进来十几二十个人,这十几二十个人如果都要全程录音录像,询问室都排不过来。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就是办案经费的问题了,录音录像设备要维护,要很多光盘……

来源:马振杰律师      时间:2019/9/17